白鲢鱼
|社会家|经济学家|
1949年，国民党第26军的一名上尉军官，带着自己的妻子、一箱青岛啤酒及身上仅有的3块大洋，从青岛撤退到台湾，开始了在台湾的生涯。7年之后的1956年，他们的第三个孩子郎咸平出生。
“满分100分，我只考了5分”
成名后的郎咸平多次谈到,自己不是一个精英,从小就不是。
“我在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很差，包括体育、艺术、学习成绩等。我心中充满了自卑感，而且对未来也不敢有什么想法。”郎咸平回忆的语调里，有一丝惆怅。
郎咸平迄今还记得爸爸在他小学5年级时，拿了一份算术模拟考试的试卷给他做练习，满分是100分，郎咸平辛苦做完后，只得了5分。
幸运的是,那一年台湾开始实行小学直升初中，不用考试。郎咸平成为台湾第一届小学直升初中的学生,进入大同中学。
但身为差等生的痛苦随之延续到中学。初三分班的时候，郎咸平被分到“放牛班”。“放牛班”就是不升学班，是给那些差生开的班。
考前3个月，郎咸平感到了压力，就想念书了。但是念课本肯定来不及，就只好念“考前30分”，那是给考生在考前30分钟“临时抱佛脚”用的一种复习资料。考前两个月的第二次模拟考，郎咸平考了500多名，考前1个月的第三次模拟考，居然考到了300多名。等他参加中考时，竟然意外地考上了第三志愿成功中学高中部。
回忆起那次决定命运的考试，郎咸平认为是自己买的那种版本的“考前30分”帮了大忙。高中毕业后，郎咸平顺利考入了台中的东海大学读经济。
改变人生的作弊
郎咸平走上钻研学问的道路，和大学时的一段境遇有关。
据他回忆，当时东海大学经济系的微积分课程要求很严。该门课总共8个学分，要念两个学期,而且一学期得考4次月考。郎咸平第一次只考了60分，第二次月考时就想走快捷方式，作弊抄一抄同学的试卷，结果被老师抓到了，得了零分。
“第一次60分，第二次零分，平均起来是30分。这样的话，第三和第四次月考大概都要考100分才不会被淘汰。当时，我都想干脆放弃算了。”郎咸平说。
就是在这时，他的心路历程开始转变。郎咸平继续回忆:“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忽然有一种想法，决定好好地念。我每天很用功地念到半夜二三点，我就不信考不过。结果一个月下来，忽然发现，我对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也忽然发现微积分竟然也有很多乐趣，很多解不开的题一旦解开了很有成就感。”
第三次和第四次两次月考考下来，平均分竟达99分。郎咸平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笨，这是他这平生第一次有这种“聪明的感觉”。
大学毕业后，郎咸平顺利地考上了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那是台湾最好的经济学家摇篮，台湾财经界人物大部分来自那里。直到那时候，我爸爸在这个时候才知道我以前是放牛班出生的。我这个爸爸的反应也稍微慢了一点，10年以后才搞清楚儿子初中在干什么。”郎咸平说。
研究所第二年，郎咸平的同学郑家钟在《工商时报》做记者，他把郎咸平也介绍到了报社当金融记者。“当记者是对我的一个很好的锻炼。那么年轻的记者，才23岁。”他前前后后做了两年记者。
之后，郎咸平开始考虑跳槽转业，但是台湾职场似乎跟他较上了劲，他始终一无所获。“无奈之下，我只有考虑出国留学了。”他说。
他申请了7所美国大学，只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作了回应，而且没有奖学金。年轻的郎咸平也慌了神：“看来老师说得没错，我是没有什么前途了。”
这所惟一接受郎咸平的学校，竟然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学校。“不知道是多烂的学校!真的，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
去是不去?还有两万美金的学费。此次郎咸平最终成行，完全是母亲的决定。“我的母亲对儿子的能力有着‘莫名其妙的信心’。当时我们家有两幢房子，其中一幢我妈妈把它卖了两万美金，准备给我出国交学费用。”
两年半攻读博士学位
郎咸平在沃顿申请了商业经济系。回忆那段狼狈的日子，郎咸平说:“那时我就不敢交学费，学费一直拖到最后才交。我想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干脆拿钱回台湾去算了，也不用浪费学费了。所以我从9月份拖到12月份才交学费。”
1985年，郎咸平在沃顿开始写博士论文。起初，因为没有胆量做公司财务的课题，他只想做投资学方面的论文。
当时沃顿的一位大牌教授艾尔温·弗伦德需要一个勤劳的打杂工，碰巧郎咸平曾义务帮他搜集过一些资料，因此弗伦德很希望郎咸平继续帮忙，就收下了他，并要求他做公司财务的实证研究。这便是郎咸平在公司治理研究方面迈出的第一步。
“我情愿往国内走”
博士毕业后，郎咸平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执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其间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逐步奠定了自己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
然而，异国平静的学术生涯，在郎咸平看来又有一丝沉闷。在谈到那段日子的时候，他说:“你到了快40岁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什么成就感了，因为在那边太专业。你发现你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贡献，有的时候常常看到电视，看到播出中国，心里面就觉得有点酸酸的，所以一有机会的话就会想到回这里。”
1994年，郎咸平抵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从此，郎咸平由一名亚洲与中国经济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
2000年底，郎咸平在香港立法局与众投资银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演绎了一场“孤胆学者舌战世界十大投行”的壮举。
2001年底，郎咸平进入内地证券市场。他提出:“应当审慎地提出一个‘新监管’思维，考虑如何在大陆法系架构下，尽快融入‘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这两项保护小股东的规则。”
之后，郎咸平炮轰德隆、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在媒体间掀起一场“郎旋风”。
这一年，2004年，郎咸平48岁，身份是香港中文大学和内地长江商学院合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