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鲢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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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巴金晚年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巴金被人们称为“世纪老人”。一位诗人王火在《敬寿巴老百岁》中写道：时光如水，巴金是金。真心真爱，深意深情。大智大悟，举重若轻。大作大家，淡泊宁静。曲奏南薰，霞焕椿庭。人歌上寿，仁者遐龄。立言立德，益世益民。如鹤如松，长寿常青。百岁翩临，华夏集庆。海上人瑞，天际有星。
出于对客死他乡的巴恩波同学的纪念，写了一个“巴”字，作为笔名的第一个字。1958年3月，巴金在《谈〈灭亡〉》一文中说：“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个‘巴’字。”笔名应有两个字组成，另一个用什么字好呢？正颇费踌躇时，詹剑峰走了进来，见他似在思考什么，便询问原因。李尧棠如实相告，并说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字。詹剑峰是个热心人，见桌子上摊着李尧棠正在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书，指指说:“就用克鲁泡特金的‘金’吧。”于是李尧棠爽快一点头：“好，那就叫‘巴金’，读起来顺口又好记。”随之便在“巴”字后边写了个“金”字。
巴金少年时期的故事
当人们一提起溥仪，谁都知道，他是我国清代时的末代皇帝！可是，一提到李道河，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当今文坛泰斗巴金的父亲。当然，就更不知道他是清代广元一个最知名的末代县令！
清代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五岁的小巴金随同父母亲离开成都，沿着古驿道坐轿、骑马、乘船，来到了广元县。这儿山明水秀，北望秦岭、南视剑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诞生地。
在父亲的衙门里，小巴金的生活带着许多奇幻的色彩。他从小跟父亲走过川北广元不少的高山大川，看见过好些不寻常的景物。仆人轿夫之类的下人几十个，来自四面八方，相识的、不相识的都和平地生活着。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人，一旦触怒主人就不知道第二天会怎样生活下去。这些都引起了小巴金对他们的同情，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他童年的一部份，深深受到仆人们的热爱。他还常在马房里、轿夫的床上、烟灯旁，看瘦弱的老轿夫抽大烟，叙述他青年时代的故事；和“下人”们围在一起烤火，席地而坐，听叙述剑仙侠客的故事。就这样，一度时期小巴金梦想长大以后做一个侠客，没有家庭，一个人一把剑飘泊四方，劫富济贫……
巴金的父亲在广元县被人称为“青天大老爷”，在二堂公案前审理案件时，小巴金偷偷地看见他的父亲穿一身奇怪的衣服，两边站了几个公差，手里拿着竹子做的板子。当听到威严的吼声，小巴金就知道在审理案子了，就趁机跑到二堂上去，悄悄站在公案的旁边。看跪在下面的犯人。有时，在审问过程中小巴金见到父亲的脸色变了，或声音变了，紧接着父亲就会猛地把桌子一拍，大声喝道：“你胡说，给我打）于是三四个差人把犯人按倒，脱下裤子露出屁股，差人便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打个不停。然后犯人总爱说：“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啊）?差人停住了板子说：“禀告大老爷，已经打了一百一了。”犯人的屁股早已由红变成紫色，出了血，烂了皮肉。最后招了还给大老爷谢恩。有时，有的犯人再挨打时依旧喊“冤枉）小巴金心想“放了他吧）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母亲。一个下午，房里没有别人的时候，小巴金的母亲温和地对父亲说：“你以后问案，可以少用刑，人都是父母养的。听犯人的叫声心都紧了，一晚上没有睡好觉，你不觉得心里难过吗？”从那以后，小巴金就不曾看到父亲对犯人用重刑了。但是打板子的事还是时有发生。一次，过年时，仆人们在房里推牌九输银元，小巴金的父亲派人捉赌，把赌具全丢进了厕所里。把赌头刘升和何师傅抓了起来说：“这还了得，把赌场设在衙门内”，并吩咐差役把跪在地上求饶的刘升和何师傅打了二十个板子，才勉强了结此案。
广元山高林密，云雾深处常有虎豹出没。一天夜里，广元山区有一个猎户抬来一只老虎，带着一脸惶恐地对老爷讲，他进山打猎，只想猎狼、豹、狐，却不想误杀万兽之王，未存心打虎，不敢冒犯虎威，怕虎对他报仇，没想到竟打死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没办法，才把死虎献给“父母官”以减轻罪过。巴金的父亲甚为感动，给了猎户许多钱，留下了这极不寻常的礼物。后来，死虎在衙门里躺了一天，才被剥了皮肢解。从此后，小巴金的父亲便多了一张虎皮作椅坐垫，而且常常有人到巴金家中要虎骨粉泡酒当药吃。最后，只剩下虎的头骨放在桌上，有时小巴金的眼花了，会恍忽地以为是一只活虎来了，吓得他尖叫着连连后退。三十年后，巴金还记得小时候在广元见过老虎的老虎骨形状和猎人说话时的惶恐表情。他回忆说：“老虎死了后，还能使人害怕、受人尊敬，象老虎这样的猛兽，值得热爱……”
??巴金一家在广元时，住在衙门内的三堂里。最初巴金同母亲睡在一起，那是一架清代的雕花架子床，夏天挂的是罗纹帐，冬天则换上白布帐，室内方桌放一盏圆灯盘，长颈项的柚油灯，灯草点燃时偶尔还结个黑灯花，然后毕剥地炸开，又重新燃成明亮的灯火。
??书房是在二堂这边的一间小屋，窗外便是花园，由巴金的父亲聘请了一个中年先生任教，学生是巴金和他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共五人，而服侍他们的老书僮是六十多岁的贾福。教书的刘先生很温和，面貌也很和善，而且教学有方。每天早晨，学生一进书房就先给老师行礼，而老师则带着微笑点点头。巴金和他的三哥同坐一根板凳，老师教认方块字，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这个老师从来不骂人，巴金有时背不出书，先生也不生气，只是叫慢慢地重读，直到背得整个课文。因此从小巴金便十分喜爱书房。刘先生很能干，能绘地图、能画图画，同时还画出了小巴金梦想的有山、有洞、有狮、虎、豹的惊险、美妙的图画。
??巴金的母亲对子女的教育也花费了许多心血。在广元的日子里，她给巴金和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亲手装订了小白纸本，差不多每天都亲自给孩子们手抄一首娟秀的小字的词。晚上，巴金在桐油灯前的方桌旁靠着母亲读写和背诵小本上的词，后来他深情回忆说：“这是我们幼年时代唯一音乐。”
钱就是用来买书的
巴金胞弟李济生曾谈起四哥爱书、买书的情况：“说到他最喜爱的东西，还是书。这一兴趣从小到老没有变。在法国过着穷学生的清苦生活时，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是买自己喜爱的书。有了稿费收入，个人生活不愁，自然更要买书。‘1·28’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去了他的住处，收藏的书也随之毁了。习惯已成，兴趣所在，书慢慢地又积累起来。去日本小住1年，就买了许多英日文版书带回来。有的名家作品他会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种文字的译本。住屋几乎全放满了书。解放后搬了家，房子宽敞了，书架、书橱也随之增多增大。书房内四壁皆书，客厅内也顺墙壁一溜立上4只大书橱，连走廊上、过道上也放有书橱。一句话，无处不是书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57元银元。萧珊从菜场买来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就算全家有了荤腥蔬菜吃了。这两只菜，竟然支撑了全家半年的伙食。
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和养子绍弥迎了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从来就十分尊重，也什么都依着巴金的萧珊，这时说了一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就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第2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称自己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文人多自尊，多轻狂，多自以为是。世上少有赞叹别人的文人，更鲜有批评自己的文人。所谓“文人相轻”，不仅有道理，而且是一个普遍现象。
巴金却说自己“不”。这个“不”，不是他在《随想录》中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而是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文学生命：他说，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巴金全集》。起初，巴金不同意。编辑王仰晨几次来沪做说服工作，被王仰晨的热情和决心打动，一年后巴金终于同意了。
巴金为何不同意出版他的《全集》？巴金说，编印《全集》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因为，他认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为慈善事业不遗余力
2005年1月5日上午，上海市文联发动上海文艺界近300位着名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向海啸灾区捐款，得知此消息，刚刚度过101岁生日的巴金托人两次共送来6万元，代表这位老作家前去捐款的人留下的签名却是“上海作家李尧棠”，这正是巴金老人的真名。
1985年，四川省作家协会给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金故居。巴金知道后不同意，说：“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就行了。”
1986年10月，巴金连续用三封信“申明”他的意见。巴金在信中写道：“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
2002年，出席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些代表，又提议修建巴金故居，四川省委也很重视，但仍然被巴金拒绝了。
“文革”结束后，有关部门将巴老在“文革”中被查抄的解放前全部稿费积蓄人民币25万元发还给他，巴老当即捐出15万元，作为他所倡议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第一笔基金。从那以后，巴金凡得到稿酬、版税或文学奖金，全部都捐献给了现代文学馆、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或者“希望工程”。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些巴金过去的着作，巴金心里很不安，便关照出版社不要给他寄稿酬。出版社如何处理这笔钱？在党委会上，大多数人主张以巴金的名义设一个编辑奖。知道巴金肯定不会同意，于是，在向巴金转述党委意见时，就说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编辑或作者。果然，巴金很快回信，说道：稿费就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
1993年，巴金90岁诞辰时，四川省作家协会打算以巴金的名字设立基金会和文学奖，巴金又是坚决不同意。巴金专门致函四川省作家协会，再次表述自己的意见：“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1998年，巴金获得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的一笔巨款，即以“一个老人”的名义捐献给了灾区；近十多年以来，他几乎每年都要给“希望工程”办公室捐款，捐款额累计达到了50多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