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鲢鱼
这个智谋故事见于《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胄”。
刘备投靠曹操之后，仍有一番雄心壮志。但是刘备也防备曹操谋害，就在住处后院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关羽、张飞对此不解，问道：“兄长你不留心天下大事，却学小人之事，为什么呢?”刘备说：“这不是二位兄弟所知道的。”二人也就不再多言了。
一天，曹操派人请他去赴宴，刘备不知曹操用意，心里忐忑不安。酒到半酣，忽然陰云密布，骤雨将至。曹操突然问道：“玄德久历四方，一定非常了解当世的英雄，请说说看。”刘备历数了袁术、袁绍、刘表、孙坚、刘璋、张鲁、张绣等人。不料，曹操鼓掌大笑道：“这些碌碌无为之辈，何足挂齿!”刘备说：“除了这些之外，我实在不知道了。”曹操说：“凡是英雄，都是胸怀大志，腹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气。”刘备说：“那谁能担当此任呢?”曹操先用手指指刘备，又指指自己，说：“当今天下英雄，只有您和我曹操了。”刘备闻听此言，大吃一惊，手中所持的筷子不觉掉到地上。正巧这时外面雷声大作，刘备便从容俯下身去拾起筷子，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曹操笑着说：“大丈夫也怕雷震吗?”刘备说：“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怎能不怕呢?”这样，把自己闻言失态轻轻掩饰而过，曹操也就不再怀疑刘备胸有大志了。
曹操自以为英雄，又心里害怕刘备与之敌对，一向只是以心相待，没有当面说出。可是“酒后吐真言”，不觉顺口说出。刘备在此期间一直装呆，如今却被曹操一语道破，心中哪能不惊?于是筷子不觉滑落地上。为什么说是英雄，刘备便举止失措?原因是刘备虽投靠曹操，却始终不甘寄人篱下，始终图谋东山再起。但是曹操生性机敏，怎会对刘备的失态不生疑心。于是刘备乘雷声大作，从容俯下身去拾起筷子，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亏此一语随机应变，平白地把自己的失态行为掩饰过去。又说：“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淡淡一语，妙在有意无意之间，真是警灵，竞把曹操也瞒过去了。刘备随机应变，借雷巧掩饰自己的失态，使曹操对他没起疑心，实在机警敏锐过人。
[评析]
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的人很容易遭到别人的非议和敌视，在政治斗争中尤其如此。善于保存自己，激流勇退，不是消极地避凶就吉，而是为了养精蓄锐，待机而动，这就是韬光养晦。《周易·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据，以存身也。”隐藏自己的才华，隐蔽自己的真实企图或目的，这是力量不足，处于劣势时以保护自己，以待今后东山再起的良谋。善于断然退避，是一个人博大胸怀的具体体现。
韬光养晦之例说——王守仁让功
明武宗时，宸濠叛乱，王陽明平定了宸濠之乱，逮捕了宸濠，把他囚禁在浙省，当时正赶上皇帝南巡，驻在留都。中官诱骗王守仁放宸濠回江西，等皇帝亲征时再把他擒获。中官派了两个宦官到浙省传达他的命令，王守仁指责中官的这一行为，却收下了他的命令，因中官害怕，这件事就作罢了。
江彬等人妒忌王守仁的功劳，散布流言，说王守仁开始时与宸濠同谋，听说朝廷的大军出征后，才把宸濠逮捕以开脱自己。他们想把王守仁也逮捕起来，把功劳归自己。王守仁与张勇商量说，如果顺应皇帝的旨意，也许可能挽回局面，假如不听朝廷的旨意，而反抗他们，白白引起那些小人的怨怒。于是就把宸濠交给了张永，再上表告捷，把捉宸濠的功劳归于总督军门，要求皇上不要到江西去，王守仁自己也称病在净慈寺养病。
张永回到京城，在皇帝面前极力称赞王守仁的忠诚，以及他让功避祸的做法。皇帝悟清了是非，于是制止了对王守仁的指控。
韬光养晦之例说——朱元璋缓称王
起义军称王，如果不在实力、威望达到适当程度时进行，反会失败。时机不成熟时，必须实行以退为进，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朱元璋在公元1356年攻占南京后，采纳了谋士朱升的韬晦战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减少了敌人，发展了势力，待时机成熟后，一旦称王，稳稳当当，终于成了明朝开国皇帝。
韬光养晦之例说——曾国藩功成身退
湘军是曾国藩一手炮制的，它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廷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由此可见，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于曾国藩一人。这样一支具有浓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的军队，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湘军成立后，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依仗洋槍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国的部分地区。为了尽快将太平天国的起义镇压下去，在清朝正规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清廷于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相当于省长)、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自从有清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有清以来汉族官僚获得的最大权力。
对此，曾国藩并没有洋洋自得，也不敢过于高兴。他头脑非常清醒，时时怀着戒惧之心，居安思危，审时韬晦。
后来，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这对曾国藩来说，真可谓功成名就。但是，富有心计的曾国藩此时并未感到春风得意，飘飘然。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谨慎。他在这个时候想的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赏自己的成绩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他想起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身居权要的重臣，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
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嘱劝其将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曾国藩叫他弟弟认真回忆一下湘军攻陷天京后是如何渡过一次次政治危机的。湘军进了天京城后，大肆洗劫，城内金银财宝，其弟曾国荃抢的最多。左宗棠等人据此曾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罪，清廷本想追查，但曾国藩很知趣，进城后，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急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当年就举行分试，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三是裁撤湘军4万人，以示自己并不是在谋取权势。这三件事一办，立即缓和了多方面矛盾，原来准备弹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弹劾了，清廷也只好不再追究。
他又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裁汰遣散。曾国藩想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是位忠于清廷的卫士。曾国藩的考虑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但对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却是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栈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那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以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被许多湘军将领奉为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因为他拥有朝廷不能调动的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清廷是一个潜在危险。清廷的大臣们是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办法去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曾国藩的地位肯定也保不住。
正在朝廷捉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中统治者们的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时，仍然委任他为清政府的两江总督之职。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韬光养晦之例说——德川称臣候天时
日本幕府大将军德川家康是一个善于观察天时的人。本能寺事变时，信长惨遭部下光秀杀害，而当时的家康是织田信长手下的第一红人，他如果借替主复仇的名义开战，天下或许当非家康莫属。但就在他准备起事时，关中的丰臣秀吉却抢先一步移师而来，并迅速地平定了光秀。这样，家康只好按兵不动，等待时机的到来。
眼看着丰臣秀吉东征西伐，势力日壮，织田信长遗子信雄便向各方告发秀吉有篡夺织田政权的野心，同时请求家康出兵救援。家康见机会来了，即刻起兵，小牧山一役，把秀吉打得落花流水。无奈信雄意志脆弱，经不住秀吉的眼泪攻势，竞擅自答应停战的要求，与秀吉签了和约。家康陷于孤立，师出无名，只好再度鸣金收兵。
此后，秀吉势力日盛，如日中天。但秀吉惧于家康的力量，不敢贸然与之交手，反而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他，把母亲押作人质，忍气吞声地劝家康归服朝廷，极尽笼络之能事。
识时务者为俊杰。家康见秀吉一统天下已是大势所趋，心想再与他对抗非但斗不倒他，反而要搞垮自己，于是便暂栖秀对吉的摩下，宣誓效忠。家康一反常态，对秀吉唯命是从、忠贞不二，搞得朝中大臣大惑不解，真以为家康变成另一个人了。
就这样，家康一面竭力拥戴秀吉，一面静待时机的到来。秀吉去世后，经关原会战，家康终于渐渐掌握实权，丰臣的地位被大大削弱。不出多久，家康就把丰臣给彻底击败了。
德川家康称臣效忠，静静地凝视时机的到来，终于盼到时机来临，建立了德川家族的大业。
韬光养晦之例说——织田信长隐忍待天机
日本古代著名将领织田信长看似鲁莽，实则工于心计。在争战不已的诸雄面前，他尤其善于保存实力，等待时机。
武田信玄在位时，势单力薄的织田信长自知不是其对手，因而对信玄百般屈从，还 常煞有介事地在信玄耳边私语道：“我太钦慕你了，你真是古今无双的大英雄”，并一再表示“请您多多指点我这个晚辈”，极尽奴颜卑膝、诌媚取宠之能事。一有机会，他还 往信玄家送奇珍异品，并致力于建立双方的姻亲关系。
信玄去世后，其子胜赖嗜战成癖，并攻下了织田信长的十八个城寨。信长遭此欺凌，仍然畏畏缩缩，不敢还 击。长筱之役，信长原本不拟参战，只是在家康最后通牒的要挟下，他才勉强答应联手对付武田胜赖。
自然，织田信长绝非苟且偷安的平庸之辈。只是因为时机未到，不敢轻举妄动。他一面整军备战，蓄力以待；一面等待着武田军队的消减衰弱。长被会战后七年，他看到时机来了，才首席出兵讨伐胜赖，并一举成功。
蓄力以待，相机而行，是弱者战胜强者的一副良方。织田信长以无比的忍耐力，捕捉敌我势力消长之契机，终致成功。
韬光养晦之例说——斯坎德的韬晦术
斯坎德是中世纪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英雄。但却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作为土耳其苏丹的宠臣，统治着阿尔巴尼亚的人民。当时，土耳其已经侵占了阿尔巴尼亚，为何斯坎德竞甘心情愿地为其主子效劳呢?既然他是个侵略者的工具，又为何称他为民族英雄呢?
其实，斯坎德是非常仇恨土耳其的侵略行径的，尤其他在幼年时是作为人质被扣留在土耳其的。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他的心坎中。但他是个有心计的人，使用韬晦之术，取得了土耳其苏丹的欢心。苏丹送他进军事学校学习，并委以重任。他也俨然以土耳其的贵族自居，似乎从根本上忘记了自己是阿尔巴尼亚人。
斯坎德受到了土耳其苏丹的信任，特别是当上了阿尔巴尼亚行政长官之后，就开始与各地的反土耳其力量联络，百姓们也希望他能够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进行复国运动。但斯坎德认为时机未到，不能轻举妄动，否则就要前功尽弃，而且会给人民带来更大的不幸。
后来被土耳其占领的匈牙利人民开始起义了，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土耳其统治者为了镇压起义，从阿尔巴尼亚抽调兵力。斯坎德终于等到了有利时机，他从紧张的前线抽兵回地拉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了阿尔巴尼亚的所有军事要塞，成功地完成了复国任务。
但当土耳其调集大量军队进攻刚复国的阿尔巴尼亚时，斯坎德却将部队化整为零，巧妙地隐蔽起来，并且传出风声：“斯次德已经躲进深山者林。”
这是斯坎德的又一韬晦之计，他自知不敌土耳其的大军，也了解阿尔巴尼亚各部族首领的妥协动摇性，所以从公开的战场转入到地下斗争。他不失时机地调动部队，并加以集结和训练。正当土耳其庆贺再次征服阿尔巴尼亚时，斯坎德的大军犹如从天而降一般，出现在地拉那附近，包围了不知所措的土耳其人。
这次战争后，斯坎德牢牢地控制了阿尔巴尼亚的局面，不仅使侵略者闻风丧胆，那些动摇和妥协的贵族也信服了斯坎德。一个新兴的阿尔巴尼亚在欧洲倔起了。
韬光养晦之例说——萨达特韬光养晦
“埃及前总统萨达特是1952年埃及“七·二三”革命的组织者和发起者之一。革命成功后，领导者之间争权夺利十分激烈，惟独他不图大权，恬淡自若。对于大权在握的纳赛尔，他极为尊敬。对纳赛尔所提的建议，他从不提异议，对于纳赛尔的话，他总是唯唯诺诺。纳赛尔为此称萨达特为“毕克巴希萨萨”(即“是是上校”)，甚至不满意地讲：“只要萨达特不老说‘萨’(是)，而用别的话来表示他的赞成意见时，我就会觉得舒服些。”在日常工作中，萨达特不露声色，表现得平平常常。对于内政问题和外交大事，他从不拿出主见，偶尔自己的公开态度稍有出格，他就会立刻纠正，与纳赛尔的信徒保持一致。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纳赛尔考虑隐退，将扎克里亚·毛希丁提名为继任者。但3年之后，经再三权衡，考虑到顺从及危险性小等理由，纳赛尔出人意料地选萨达特为继任者。出于易于控制和为人温和的考虑，埃及军方也支持萨达特。1970年9月纳赛尔去世，埃及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权力之争。扎克里亚·毛希丁、阿卜杜勒·拉蒂夫·巴格达迪、阿里·萨布里、卡迈里·侯赛因这些人，既有潜在势力，又都大权在握，他们互不相让，争夺激烈。后来出于政治妥协，这些人把平日不起眼的萨达特捧上了总统宝座。
1970年10月萨达特继任总统后，一反平日之态，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惊人之举。他先是排除异己，将毛希丁、萨布里等潜在对手革职或降职，稳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接着实行了政治、经济改革。政治上实行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外交上，1972年7月他下令驱逐了在埃及的2万名苏联专家；1973年10月向以色列发动了“十月战争”，打破了中东“不战不和”的僵持局面；1974年6月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1977年11月亲访以色列，打破埃、以关系的僵局；1978年与美、以签订戴维营协议，由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这一系列外交上的惊人之举，使他成为70年代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