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难动爱国心

1980年4月，《株洲日报》文艺编辑黄俊，带着爱人和孩子到泰国去探望阔别40余年的父母和亲友们。父亲在泰国曼谷经商，有一定的资本。父子久别重逢，十分高兴。父亲说：“俊儿，你是我长子，这笔财产就要交给你了，你就到这里定居，好吗？”
又住了几天，曼谷某剧团的导演找到黄俊，很想挽留他在剧团工作，并应许给他每月一万二千铢的工资（万铢，泰币，当时约合人民币760元）。与此同时，泰国《新中原报》社长、总编辑也请他到该报社当文艺编辑，保证给予优厚待遇，每月所得比国内多几倍。
黄俊心里不平静了，往事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眼前：父亲自1941年被迫到泰国之后，家境十分贫苦。解放后，党和政府送他读大学，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参加工作后，屡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那些年，家里收入低，连续十年，每年组织上都给予困难补助。他越想心里越亮堂了。父亲年老是需人照顾，父亲的家产是需人继承。但这些事情与祖国的大业相比，终究是次要的。我是党和祖国一手培养起来的，我怎能离开祖国呢？
黄俊很快下了决心，耐心说服了父亲和其他亲人，带着爱人和孩子毅然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原来工作的地方。